■   文／周根保

老太太在厨房里忙了整个下午。油烟机轰轰地响着，偶尔夹杂着几声咳嗽，那是被辣椒呛的。客厅的饭桌上，四副碗筷已经摆好——儿子、女儿、老伴，加上我自己，这是今年除夕的全部阵容。

我站在窗前，看远处零星有几户人家亮着灯，暖黄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出来。有人在贴春联，有人在挂灯笼，但更多的窗口是黑的。那些大概都回乡下了。城市在除夕夜变得安静，像一只暂时收拢了翅膀的鸟。没有鞭炮声的年夜，安静得让人有些不习惯——仿佛少了些什么，把年的魂给抽走了似的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，这时候村里早就闹翻了天。

那时候的年味，是从晚饭前就开始渗进骨子里的。母亲在灶台前忙，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蒸汽把窗户糊成一片白，那白茫茫的水汽里，满满当当都是肉香和米香。我急得团团转，因为新买的红灯笼就挂在门后，要去拿，叫父亲点亮。

灯笼是竹篾扎的，外面糊着红纸，底部有个小铁片插蜡烛。现在想想，那真是简陋至极的东西，风一吹就歪，跑快了就着。可在当时，那是整个正月里最金贵的物什——它一亮起来，年就真的来了。

记得当年，等到天黑，碗筷一放，我们就提着灯笼冲出门去。村子里到处都是晃动的红点，像一条条游动的鱼。灯笼的光是软的、暖的，照在雪地上，雪便红了；照在脸上，脸便红了；照在心里，心也跟着暖了。我们比谁的灯笼纸厚，谁的蜡烛经烧，谁家的冻米糖又脆又甜。冻米糖是母亲用麦芽糖熬的，里面掺了芝麻和花生，装在洋铁箱里，要留到正月待客。但除夕晚上可以偷吃几块，只要不把箱子吃空就行。那糖咬下去，“咔”的一声，满嘴的香、甜、脆，那是年的味道，也是再也回不去的味道。

大人们也忙。父亲揣着一沓钱出门，挨家挨户还债。这是我们那儿的规矩：债不过年。欠了谁家的钱，再晚也得在除夕送过去。这是祖上传下来的铁律，没有人敢坏。父亲回来时，手里攥着几张欠条，都是别人欠我们家的。他坐在灶火前，一张一张地看，有的划根火柴烧了，有的叠好放回柜子里。“明年再说吧。”他总是这样讲。

那时候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那些烧掉的，是再也收不回来的。但父亲不叹气，也不抱怨。除夕夜不兴这个——年的规矩里，只有往前看，没有往后怨。

后来村里办了生产队，除夕夜就变成了大会。

生产队的会计是瘸腿李叔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吃了年夜饭，全队老少挤在队部的屋子里，听李叔念一年的收成。墙上挂着煤油灯，人影憧憧，像皮影戏。李叔的手指在算盘上噼啪作响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张三家，工分二千三，口粮钱八百，杂项一百五，应得……”

劳力多的人家，能领到几十块现金。劳力少的，扣除口粮钱还要倒贴，这叫缺粮户。我们家兄弟多，父亲是壮劳力，每年能分到二三十块。母亲接过来，压在枕头底下，说是开春买猪崽的钱。那几张钞票，带着一年的汗水和希望，也带着年的温度。

除夕晚上，另一件大事是评工分。男劳力最高十分，妇女八分，半大小子看力气给。我十岁那年，被评了六分，高兴得半夜没睡着。六分意味着我不再是纯粹吃闲饭的，能给家里挣工分了。那种被承认的感觉，比压岁钱还让人欢喜——那也是年味的一种，是成长的滋味。

会议常常开到后半夜。散了场，大人们还在路上聊，聊来年的墒情，聊队里该添置什么农具。孩子们困了，趴在大人背上睡，手里还攥着没舍得点的鞭炮。月光照着回家的路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年的夜里，一切都那么安宁。

再后来，分田到户了。日子像解开了绳子的船，晃晃悠悠往前赶，有的快，有的慢……

有人家盖起了楼房，两层的，三层的，楼顶插着红旗。除夕夜，他们请人去新屋看春晚。黑白电视换成了彩电，天线绑在竹竿上，竖在楼顶，转来转去找信号。满屋子的人嗑瓜子，剥花生，看到好笑处一起笑，看到动情处谁也不说话。零点钟声响过，鞭炮从村头响到村尾，硝烟散尽，满地红纸屑，踩上去软软的。那年味里，多了几分热闹，也添了几分疏离。

那些年，母亲不再熬冻米糖了，说超市里什么都有，费那事干嘛。父亲也不再挨家还债了，因为没人再欠债。日子好过了，但除夕夜的年味，好像淡了。

是淡了什么呢？我说不上来。大概是那些亲手做的东西变少了，那些必须守的规矩变松了，那些不得不等的事情变快了。年还是年，可过年的心，不一样了。

这些年，除夕又变了样。

城里不让放鞭炮，说污染，说危险。年三十的夜晚安静得不像话，偶尔有几声闷响，那是小孩子偷偷放的甩炮，转瞬即逝。专家们出来说，传统要保护，民俗要传承，但燃放烟花爆竹确实该禁。于是就这样禁了。没了硝烟味的年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像是画画少了墨，做菜少了盐。

年夜饭很多人也不在家做了。酒店里订一桌，吃完散场，各回各家。春晚还播着，但没几个人认真看。大家低着头刷手机，抢红包，发那些复制粘贴的拜年话。朋友圈里满是年夜饭的照片，拍得一个比一个精致，但看着什么味儿，谁也不说。那年味，像是被装进了相框里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

有人说，年味淡了。有人说，人情薄了。

也有人说，社会风气下降了，欠钱不还的多了，讨薪闹事的多了，老规矩没人守了。他们说的都对，好像又都不全对。

我见过在除夕夜讨薪的农民工，蹲在寒风里啃冷馒头。也见过为了躲债关机失联的人，留下一家老小面对债主。这些事，从前也有，但没这么多。是我们变坏了，还是日子变难了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无论日子多难，年的灯火总是要亮的。

因为我也见过别的。

楼下的包子铺，腊月二十八还开着，老板娘说，有几个老主顾还没回家，给他们备点年货。菜市场卖鱼的老周，年年除夕上午最后收摊，把剩下的鱼送给相熟的顾客，“拿回去炖了，添个菜”。隔壁的老张，今年儿子没回来过年，我们给他送了碗饺子，他非把自家炸的麻花塞回来一大包。

这些事太小了，小到没人会写进文章里。可它们一直在发生着，一年又一年。它们像暗夜里的烛火，不耀眼，却一直都在。这或许就是年味最本真的样子——不在鞭炮有多响，不在饭菜有多丰盛，而在那些人与人之间，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分。

老太太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，红烧肉，酱油色的汤汁滋滋地冒着泡。“吃饭了！”她的声音有点哑，忙了一天，累了。

女儿给老太太倒上饮料，又夹了块鱼肚子上的肉放进她碗里。老太太愣了一下，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我看见她眼里有光——那是满足的光，也是期盼的光。

电视里放着往年春晚的重播，笑声是录好的，一阵一阵。没人认真看，但声音开着，显得热闹。这也是一种年味吧——明知道是假的，也要让它热闹着，因为日子需要这点热闹。

吃过饭，女儿说：“妈，到我家去看焰火。”

老太太看看窗外：“街上有人吗？”

“有，江边有焰火晚会。我家窗口能看到。”

于是我们穿上外套，慢慢走到女儿家。

从窗里往外看，果然很多人，扶老携幼的，拿着小国旗的，举着手机的。八点整，焰火腾空而起，红的、金的、紫的，在夜空中炸开，洒下一片流光溢彩。

老太太仰着头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好看，好看。”

焰火只放了二十分钟，散场时人群慢慢往回走。有人在哼歌，有人在说笑，一个小女孩骑在爸爸肩上，拍着手喊：“又来了！又来了！”她的笑声清脆，穿过人群，穿过夜色，一直传到我耳朵里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年味没丢，它只是换了个样子，藏在了孩子的笑声里，藏在了焰火的光里，藏在了回家的路上。

看了一会，我回到家里。站在窗前，看着这座安静下来的城市。远处还有零星的灯火，近处有，更近处也有。它们像小时候的灯笼，一盏一盏，明明灭灭，但总归是亮着的。楼下的路灯，对面楼里的窗灯，远处高楼上的霓虹灯，它们连成一片，织成一张光的网，把整个城市笼在温柔里。

年是什么？年就是这一盏一盏的灯火。从前是纸糊的灯笼，后来是煤油灯，再后来是电灯、彩灯、霓虹灯。灯的样子变了，但灯下的人没变——他们盼着团圆，盼着平安，盼着来年比今年好。灯亮着，家就在；家在了，年就在；年在了，盼头就在。

我忽然觉得，年味还在。它不在鞭炮里，不在春晚里，甚至不在年夜饭的菜色里。它在老太太念叨的那句“明年”里。

明年，明年还在一起过年。

明年，再做一次年夜饭。

明年，孙子该上初二了……

窗外的灯火，一直亮着。远远近近的，明明暗暗的。它们不说话，但每一盏都知道，明天是新年。每一盏都在说同一句话：但愿明年，比今年好。

夜渐渐深了，灯火却更亮了。我关上窗，屋里还残留着年夜饭的香气。那香气淡淡的，若有若无，却一直萦绕在鼻端，久久不散。

这大概就是年味吧——不在嘴里，在心里。

（作者系原南昌市委常委、市军分区司令员）